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水晶宫足球俱乐部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标志着交叉学科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拉开了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健全的新序幕。2021年11月，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快知识生产变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规范交叉学科管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交叉学科发展拥有了学科建构的制度依据，学科的交叉融合正式迈入常态化的长效发展时期。随着《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的公布，截至目前，交叉学科门类下已设置七个一级学科及两个专业学位类别。

1985年全国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被学界认为是我国进入交叉科学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以钱学森、钱三强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积极呼吁倡导交叉科学研究，开启了交叉学科与交叉科学研究时代。从1985年的学者倡导呼吁到2020年官方正式确立，学科交叉由此前发生在教育机构与市场组织中的“偶发的自觉意识”与“零散的自发行为”一举转变和上升为国家主导下的 “主动的国家意识”与“系统的规划行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建设从“平行分立”的传统时期转向“交叉融合”的新时期。随着政府、学术界、行业企业、社会公众对交叉学科的认同度逐步提升，未来会有更多新的一级学科设置在“交叉学科”门类之下，也会有更多机构加入“学科交叉”大军。

如果说某个独立学科的建构与运行有赖于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建制的外在逻辑，那么经由“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交叉学科”的建构与运行是否也会遵循知识内在逻辑与制度外在逻辑的共同作用？如果是，其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分别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性问题。《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新增交叉学科须编制并提交论证报告，在“学科编入目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部分中要求申请单位介绍某交叉学科的“学科内涵”，包括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与知识基础、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拟设置的二级学科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内容。“学科内涵”直接明确了学科之所以是一个学科的核心要素与内在逻辑，提醒着每一个申请单位必须要对一个交叉学科的内在逻辑拥有足够深刻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这构成了本研究的缘起。鉴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学科交叉的内在逻辑”上，尝试探讨经由“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基于内在逻辑的交叉融合问题，并尝试从“学科间性”的视角构建一个中观层次的描述框架。

同国外对学科交叉的研究特点类似，国内学界围绕学科交叉形成了元学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等一系列概念。学者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并未形成共识，甚至存在同一个英文概念拥有多种翻译与同一个中文概念对应多个英文单词的混乱现象。这种混乱现象的产生除语言学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学角度看，不同概念之间存在复杂的逻辑关系，这给理解学科交叉带来了较大挑战。将跨学科与交叉学科大致等同是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的代表观点和处理方式。我国最早对学科交叉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研究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仲林教授。他将interdisciplinary一词明确译为“跨学科”，并将其拓展为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延伸出一个“跨学科学”的新兴学科，同时他也将此词译为“交叉”或“交叉学科”。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各方……对交叉学科的内涵外延、演变规律、建设机制等缺乏统一认识，在概念上往往与跨学科研究相混淆，容易造成盲目上交叉学科的倾向。”由此可见，交叉学科与跨学科不应为同一概念。

这种理解差异还由inter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ary翻译为中文的词性复杂性带来：一方面，interdiscipline与interdisciplinary存在词性差异，国内研究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一点，interdiscipline为名词，强调后半部分的“学科”；而interdisciplinary则为形容词，用来形容学科的某种属性（inter-），无论这种属性是“跨越的”还是“交叉的”。另一方面，当“跨”作动词时，“跨学科”一词为动宾短语，可理解为“跨越多个学科”，是行为导向的语词；而“跨”作形容词时，“跨学科”一词为偏正短语，可理解为“跨越多个学科的学科”，是学科导向的语词。显然前一种理解更符合中文的语言使用和理解习惯，但只有将“跨”作为形容词理解，跨学科与交叉学科才有等同的可能。随着“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中文“交叉学科”和英文“interdiscipline”之间的概念联系被正式确认和锁定，因此interdisciplinary一词译为“交叉学科的”或许更加贴切。尽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确认并不能作为学界基于科学逻辑的共识性概念，但交叉学科或学科交叉即将成为约定俗成的共识性话语语境是可以确定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无论是词性还是语义都相对更加清晰的“交叉学科”作为官方用语列入学科目录，或许也与跨学科这一概念的上述特点有关。

随着中文“交叉学科”和英文 “interdiscipline”之间的概念联系被正式确认和锁定，“学科交叉”这一研究领域的话语情境被正式改变，这一改变迫使我们不得不从中文“交叉”与英文“inter-”本身的内在属性来审视“学科交叉”。本文尝试将相关概念汇总（见表1），后文将以此概念框架为基础探讨学科交叉的内在逻辑问题。

至于交叉学科与学科交叉之间的关系也已基本明确：交叉学科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学科交叉的发展结果，学科交叉则是以交叉为特征的交叉学科的形成过程。学科交叉是多个学科跨越学科边界的学科间整合，是形成交叉学科的途径和过程，但学科交叉不一定形成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则必然是学科交叉的结果。因此，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是分别基于过程与结果两个范畴而形成的关联概念，需要一起纳入“学科交叉研究”这个大的问题领域之中。国内学界的学科交叉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背景视角的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伴随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升级而成为趋势的。随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实践的影响力和理论的系统性逐渐增强，知识生产转型与学科交叉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现实背景和理论视角。学者们从学科交叉角度出发研究了高等教育领域中不同学科的发展趋势与建设走向，既有学者研究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发展，也有学者对传统独立学科如何进行学科交叉发展展

开探讨，涉及的具体问题有学科专业建设、学术组织创新、创新能力提升等。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交叉。将学科交叉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展开理论研究多建立在科学学视角，主要涉及学科交叉内涵、学科交叉现象、学科交叉模式、学科交叉测度、学科交叉机制等问题。可见，学科交叉研究较为分散、未成体系，诸多理论性问题尚待深入解答。如果学科交叉自身的理论性问题尚缺乏共识，那么作为背景视角的学科交叉对其他问题的解释力也难以保证。随着交叉学科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学科交叉必将成为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驱动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重塑再造。无论是从现实出发为形成交叉学科提供咨询建议，还是从理论出发为理解学科交叉提供逻辑解释，对学科交叉问题展开深入探究都极为必要。

就一个单独的学科而言，该学科自身的内在建构有赖于其知识体系的系统化进程。在完成知识系统化后，学科又会展开知识运行的制度化进程。而学科知识的运行受何种因素主导，学界观点不一。龚怡祖将这些观点概括为知识逻辑决定论与制度逻辑决定论，并指出在规范制约学科运行过程中既有制度逻辑的作用，也有知识逻辑的作用；学科发展不仅受制于科学研究中特定的行为准则体系，也受制于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由此，当一个单独的学科日渐成熟之后，是如何与其他学科实现交叉融合的？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形成交叉学科的学科间关系形态”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来，就像一个单独的学科建构与运行需要首先回答“形成学科的知识形态及其关系”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样。

借鉴哲学界将“intersubjectivity”一词译为“主体间性”的传统做法，将“interdisciplinarity”一词译为“学科间性”或许更有助于重新审视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作为突破“主体如何认识客体”这一西方哲学传统核心议题范围的新问题，“主体间性”自20世纪开始被持续关注，意指主体与主体之间在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内在相关性。“学科间性”也可译为“学科交互性”或“学科交叉性”，是指学科与学科之间在各类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内在相关性及其关系形态。鉴于此，本文延续“学科间性”的理论思路，依据交叉学科门类设置带来的真实话语情境，尝试探讨基于学科间性的横向边界及纵向层次两个维度的交叉融合问题，从而建立一个整体性的学科交叉内在逻辑分析框架。

（一）学科横向交叉维度：学科间性的边界属性

细化的劳动社会分工和复杂的知识生产模式让学科边界兼具了封闭性与开放性：封闭性表现在学科确立其形态后基于知识和制度双重逻辑运行所形成的总体上的同一性与保守性；开放性表现在学科确立其形态后受学科外部力量影响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封闭性和开放性，这种差异可用学科边界的内边界与外边界来解释。杨立华将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水晶宫足球俱乐部科学研究纲领 “硬核”与“保护带”的观点引申为一个学科的“内核”与“外围”，并划分了学科的内边界与外边界，即内核的边界是学科的内边界，外围的边界是学科的外边界。学科的内边界是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的最根本要素；外边界是学科内核的推演扩展内容或保护带，外边界之内的内容和学科内核之间存在各种联系。离内核越近，和学科内核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杨立华结合学科边界的明确、模糊与稳定、动态特征将学科划分为内外边界均明确稳定的传统型学科、内边界明确稳定但外边界模糊动态的开放型学科与内外边界均模糊动态的松散型学科三种类型。从我国交叉学科的未来发展走向看，一个交叉学科的形成需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已经相对成熟的独立学科之间完成。只有内外边界均明确稳定的传统型学科与内边界明确稳定但外边界模糊动态的开放型学科满足“相对成熟的独立学科”这一条件。

（二）学科纵向交叉维度：学科间性的层次属性

学科间性的边界属性为理解学科交叉提供了一个横向意义上的解释角度，它告诉我们学科外边界的模糊动态性是学科交叉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又是在何种层次上实现真正意义的交叉融合的，还需要从纵向意义的层次属性予以解释。学科交叉的层次有多种划分，如研究对象交叉、科学主体交叉与学科范式交叉，交流型、方法型、项目型、平台型交叉等。国外学者水晶宫足球俱乐部学科交叉具体层次的研究经历了从interdisciplinary到transdisciplinary（国内多译为“超学科的”）的发展历程，代表性学者有埃里克·詹奇、里奥·阿波斯特尔（Leo Apostel）、朱丽·汤普森·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等。其中，埃里克·詹奇从一般系统理论和组织理论出发构建的“超学科教育创新系统框架”（见表2），因其极强的系统性与解释力为从纵向意义的层次属性研究学科交叉提供了依据。在“超学科教育创新系统框架”中，学科的边界以及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和关系不再仅仅对应于一个传统的、先验的“科学系统”（science system），而是成了一个被多个目标层次和方法论层次所整合起来的“多层次等级系统”（a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ystem）。“超学科教育创新系统框架”理论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大学职能和目的从多元化分散到系统性融合的变迁逻辑，它揭示了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上已经开始出现的统一融合趋势，即新出现的职能和目的不是简单地对此前职能和目的的叠层或加总，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系统性迭代与升级。而埃里克·詹奇则将这种趋势以“超学科教育创新系统框架”这一理论性概念表达了出来，以这种教育创新系统存在的大学推动着学科之间的关系超越了此前仅仅作为“科学系统”的、强调“客观性”的传统知识生产观，而被赋予一种“人类行动系统”的、强调“目的性”的新使命——“提升社会持续自我更新的能力”。知识由此被理解为一种“做事的方式”或者“事务的管理”，在这种有目的的“人类行动系统”的指导下，学科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多结合点和关系也必将超越学科概念本身或者将学科概念予以拓展延伸，这也是“超学科性”这一概念的逻辑起点。

埃里克·詹奇对“学科间性”或“学科交叉性”的理解方式，即学科间性被界定为一个目的论和规范性的概念，也即追问“学科交叉的目的是什么”。他区分了四种不同的“目的论”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经验层次、实用层次、规范层次和目的层次。第一层是经验层次。该层次由物理科学、生命科学与心理科学等三个学科组成，这些学科是在经验观察和逻辑解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旨在“客观”地描述世界；在这一目的论层次上发生的学科交叉类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在物理科学内部的各子学科之间以及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之间（如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第二层是实用层次。该层次可以细分为物理技术、生命科学中较为系统性的部分和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或基于社会心理科学的文化等，这些技术、学科和文化旨在以实用的方式应用于现实；在这一目的论层次上的学科交叉类型强调了技术对理论或概念的“裁剪”，理论此时服务于或者为了满足技术的具体实用性应用需要而存在。第三层是规范层次。在明确提出“社会科学不应是一门科学，应该表达人类自由、创造力和责任的可能性，而不是在概念上倾向于实用或目标导向”的观点后，埃里克·詹奇进一步提出了“规范层次”这一学科间性目的论层次，该层次聚焦社会系统或生态技术并延伸到法律、宏观经济和制度创新等社会系统技术的各方面，是一种涉及大型社会和人/环境系统、生态学以及社会和技术的各种“联合系统”。第四层是目的层次。作为学科间性目的论的最高层次，目的层次旨在以学科交叉的方式通过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互动发挥价值和价值动态性的作用，并指导构建规范层次的一些学科领域。在这一目的论层次上，科学或学科类型并未有具体所指，这反映了埃里克·詹奇构建这一框架的核心思想：教育创新系统是一个强调社会自我更新的有目的系统，该系统是从最底层次即经验层次向上建立的，以“学科交叉”为方式并以“超学科”协调为最终目标将规范层次、实用层次与经验层次连接起来，这种“超学科”的协调是以从目的层次上引入的一般公理系统和新兴认识论模式为基础进行的。意义价值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各个层次的教育创新系统活动，旨在协调各方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以及超学科的组织与协调是遵循社会自我更新的这一教育创新系统所必需的必要条件，教育创新系统的设计与实质主要取决于其所附带的“目的”即上述“目的层次”。简单地说，教育创新系统旨在推动并实现社会自我更新能力的提升，而社会要想达成自我更新的目的，“学科交叉”是必由之路。

现实中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总是比学科之内的常规研究有着更大的难度和阻力，原因在于学科交叉对于学科的知识逻辑约束来说是一种逆向选择，而当学科交叉获得成果有力量发展成为某个独立学科时，它同样会变成一个相对自足和封闭的知识体系。学科交叉这种逆向选择之所以发生，在我国现阶段主要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高校学科建设所处的压力型体制等环境与制度因素影响。然而，学科交叉的内在知识逻辑是外在制度逻辑的前提，忽视了内在知识逻辑的强行驱动很可能会沦为哗众取宠的“乱点鸳鸯谱”或流于形式的“换汤不换药”。因此，基于学科间性内在逻辑的学科交叉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学科之间的边界壁垒如何打通；二是打破了边界壁垒的学科之间又在何种层次上进行交叉。

（一）基于横向边界的学科交叉可能结果

1. 传统型学科与传统型学科之间的横向交叉可能Ⅰ

横向交叉可能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外边界均明确稳定的独立学科之间完成（见图1）。凡是被整合进学科的研究领域都必须在知识选择上表现出对学科的忠诚性、依赖性和从属性，明确拒绝其他领域知识的诱惑，同时与各种边界性的知识保持恰当距离。自中世纪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以来，分立学科就成为大学教学的传统，哲学、法学、文学、神学、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历史学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这些传统型学科多为发展周期相对较长且相对保守的基础学科，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方法论。因此它们的内边界明确稳定的“内核”足够“强硬”，而外边界明确稳定的“保护带”也足够“厚实”，形成了较为完整严密的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规范，学科研究范式逐渐具有了“浑然天成”的阻隔性。因此，传统型学科之间实际上缺乏学科交叉的内在动力，学科共同体内部逐渐产生“没有交叉必要”的学科文化惯习。然而现实中仍有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传统型学科

之间的交叉现象。梳理一下不难发现，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分别下设在物理学和化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之下，其建构路径与知识运行仍由物理学和化学的整体研究范式主导，其内边界仍是物理学的和化学的，并未形成独立的内核，因此它们诚然是学科交叉的结果，但还不是独立的交叉学科，只能属于研究领域形态意义上的学科分支或分支学科。尽管传统型学科缺乏学科交叉的内在动力，但不意味着传统型学科之间的交叉不会发生：传统型学科A以其整体范式内核“吸纳”传统型学科B外边界中的研究问题或研究领域，从而拓展了传统型学科A外边界的“疆域”，拓展的部分仍然从属于学科A。至于能否进一步成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还要取决于是否拥有了独立的“内核”、交叉的层次、环境的刺激以及制度的牵引等因素。

2. 开放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的横向交叉可能Ⅱ

横向交叉可能Ⅱ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内边界明确稳定但外边界模糊动态的独立学科之间完成（见图2）。开放型学科的内边界必须明确稳定，这是其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而外边界很难做到明确稳定，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模糊动态性，不可能阻断和其他学科的交叉、交流和融合。这是开放型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外边界的模糊动态性使开放型学科天然地具有“乐于且善于与其他学科交际”的“学科个性”。当两个学科同时具有这种“主动交际”的个性时，学科交叉会在知识共融的内在逻辑驱动下达成一种“邂逅式默契”，而当环境刺激与制度牵引同时发生时，这种“邂逅”会更加顺理成章。此外，由于外边界的模糊动态性，可以进行学科交叉的不同开放型学科的外边界在很大可能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交集，主动交际的学科间互动让这种交集呈现动态性扩张。

3. 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的横向交叉可能Ⅲ

横向交叉可能Ⅲ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完成（见图3）。由于传统型学科具有明确稳定的学科内外边界，缺乏学科交叉的内在动力，因此学科交叉的实现需要开放型学科更加“主动”一些，同时这也是开放型学科寻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使然。当然，在环境刺激与制度牵引的作用下，开放型学科或许无需“主动示好”便可完成与传统型学科的交叉：开放型学科A以其整体范式内核“借鉴”传统型学科A外边界的研究问题或研究领域甚至内边界的基本研究范畴，从而拓展了开放型学科A外边界的“疆域”，同时传统型学科A提供的整体范式内核甚至可以合理地嵌入在开放型学科A之中。这一交叉在形成交叉学科上有两种可能：一是形成开放型学科A之下的学科分支或分支学科（如历史社会学）；二是形成新的独立的交叉学科。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一个行业在全球化风险加剧进程中的生存发展压力都会驱使学科交叉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在这一新型环境的影响下，能够提供扎实基础理论的传统型学科与能够推动实践应用的开放型学科之间进行的学科交叉结构或许更合理，与上述转变的要求更适应，也更值得期待。实际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这两个一级学科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这种交叉可能性。其中“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涉及的传统型学科主要是物理学，涉及的开放型学科主要有信息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等；“国家安全学”涉及的传统型学科主要是法学和政治学，涉及的开放型学科则与高校的特色优势有关，如东北亚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等。

综上所述，本文从学科边界属性的角度提出了学科之间进行学科交叉的三种可能性，并对这三种可能性总结评价如下：首先，学科内边界明确稳定而外边界模糊动态的开放型学科寻求学科交叉的内在动力要明显强于学科内外边界均明确稳定的传统型学科。其次，三种交叉都存在形成交叉学科的可能，仅凭学科交叉内在的知识逻辑不足以推动交叉学科的形成，还需要在交叉的层次、环境的刺激与制度的牵引等共同作用下方可实现。最后，从交叉结构的合理性、发展前景与意义价值看，传统型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更强调某个学科自身外边界的拓展和扩张，研究问题、研究领域和研究范畴的基础理论导向明显强于实践应用导向，而开放型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则因过于侧重实践应用性而导致基础理论性不足，只有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的交叉拥有较合理的交叉结构和更被看好的发展前景。鉴于此，未来能够被列入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将更多的是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交叉的结果。

（二）基于纵向层次的学科交叉可能结果

以埃里克·詹奇的分析框架与核心思想审视学科的纵向交叉，可以得出如下四种可能。

1. “单层合作—多元目标”的学科纵向交叉可能Ⅰ

纵向交叉可能Ⅰ为“pluridisciplinarity”，即群学科性（见图4），是指为增强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同一个层次上（如经验层次或实用层次）进行分组而形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学科的并列形态。在这种形态中，独立学科之间是相对简单的合作关系（cooperation），而非较为深度的协调关系（coordination），各独立学科仍秉持自身的目标，因此群学科性的学科交叉后的发展建设目标仍然是分散的多元目标，这种交叉是很难形成交叉学科的。现实中这种单层合作、多元目标的学科交叉较为常见，如由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组建的课题项目小组、研究团队乃至研究中心等。

2. “单层协调—单一目标”的学科纵向交叉可能Ⅱ

纵向交叉可能Ⅱ为“crossdisciplinarity”，即跨学科性（见图5），也可译为“横学科性”，是指在同一个层次上（如经验层次或实用层次）一个学科的公理体系被强加到其他学科之上，从而创造出一种跨越不同学科的严格的学科分化。在这种形态中，学科C凭借其强有力的整体范式或影响力将其公理体系施加在学科A和学科B之上，因此跨学科性的学科交叉后的发展建设目标是面向一个特定学科目标的严格分化。这种单一目标导向驱动的学科交叉与前文边界属性中提及的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分支或分支学科是基本对应的。

3. “双层协调—多元目标”的学科纵向交叉可能Ⅲ

纵向交叉可能Ⅲ为“interdisciplinarity”，即交叉学科性（见图6），是指由一组相关联的学科在相邻的更高层次之间进行交叉而形成的共同公理体系或研究范式。这种交叉学科性可以大致划分为：在经验层次与实用层次之间交叉形成的“目的论交叉学科性”（teleological interdisciplinarity）、在实用层次与规范层次之间交叉形成的“规范性交叉学科性”（normative interdisciplinarity），以及在规范层次与目的层次之间交叉形成的“有目的的交叉学科性”（purposive interdisciplinarity）。这种交叉类似于我国现阶段部分高校正在探索的由一组相近的学科基于不同功能和地位组合而成的理想化的“学科群”模式，当然“学科群”模式仍可以根据学科间的合作协调性进一步划分为若干阶段性类型，“学科群”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基于交叉学科性而进行的学科交叉因其协调层次较多且发展建设目标多元，形成交叉学科可能最为理想。

4. “多层协调—共享目标”的学科纵向交叉可能Ⅳ

纵向交叉可能Ⅳ为“transdiscilplinarity”，即超学科性（见图7），是指建立在一种普遍公理体系和新兴认识论模式基础上的教育创新系统中所有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协调。也就是说，超学科性的学科交叉在协调层次上应至少涉及三个层次，最为理想的超学科性交叉应是在经验层次、实用层次、规范层次与目的层次等四个层次上进行协调而形成的学科交叉。由于超学科性交叉的目标已经升级为构建一个教育创新的新型知识生产系统，因此尽管拥有可以形成若干交叉学科的较大可能，但这已经不是该系统追求的核心目标了。

（三）基于“横向边界—纵向层次”的学科交叉可能结果

将基于横向边界的学科交叉可能与基于纵向层次的学科交叉可能予以整合，本研究尝试给出基于学科间性的学科交叉最终结果（见表3），并得出判断性结论如下。

首先，基于“横向边界—群学科性”交叉可以形成“合作型研究”（Cooperative Research）。无论是传统型学科之间，还是开放型学科之间或传统型与开放型学科之间，基于单层合作的学科交叉更多是以课题组、研究团队或研究中心等形式存在的交叉结果，这种交叉并不会形成交叉学科，但它确实是形成交叉学科的第一步，与现实中常说的“跨学科研究”对应。

其次，基于“横向边界—跨学科性”交叉可以形成“分支型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e or Sub-interdiscipline）。由于跨学科性中存在一个有强有力的整体范式或内核的学科，因此经由这种交叉形成的结果更多的是诸如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以分支学科存在的交叉学科，在现实中更多以“二级学科”身份存在。

再次，基于“横向边界—交叉学科性”交叉可以形成“学科群”（Discipline Groups）与“独立型交叉学科”（Independent Interdiscipline）。其中，“学科群”还包括传统型学科群（由多个传统型学科之间基于双层协调形成的学科群，如清华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公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学科群、数学与统计学学科群等）、开放型学科群（由多个开放型学科之间基于双层协调形成的学科群，如清华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公布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学科群、机械制造与航空学科群等）与协调型学科群（由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基于双层协调形成的学科群，如清华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公布的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科群和政治、社会与国际关系学科群等）；而“独立型交叉学科”则是指经由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基于双层协调形成的另一种交叉结果，即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交叉学科（如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公共管理等），在现实中更多以“一级学科”身份存在。

最后，基于“横向边界—超学科性”交叉可以形成“创新型系统”（Innovative System）。由于纵向层次已经跨越经验、实用、规范与目的等四个协调层次，因此只有将以基础理论为导向的传统型学科与以应用转化为导向的开放型学科全部涵盖在内，才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交叉结果，埃里克·詹奇将其界定为一种“教育创新系统”。显然，这已经超越了以交叉为目的的学科交叉范畴和以学科为导向的交叉学科范畴。

鉴于学界对交叉学科概念和内涵认知的不统一，本研究尝试引入“学科间性”这一概念并以此为视角，从学科间的横向边界属性和纵向层次属性两个维度提出了一个用于解释学科交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并得出如下结论。

（1）基于学科间性的学科交叉具有合作型研究、分支型交叉学科、传统型学科群、开放型学科群、协调型学科群、独立型交叉学科、创新型系统等七种交叉可能结果类型。（2）交叉学科必然是学科交叉的结果，但并非所有的学科交叉都能形成交叉学科。（3）从学科间性的学科交叉内在逻辑看，交叉学科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为现实中多以“二级学科”身份存在的仍由某个一级学科整体范式主导下交叉形成的分支型交叉学科；第二条为现实中多以“一级学科”身份存在的由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交叉形成的，或者由协调型学科群发展而来的独立型交叉学科。（4）学科交叉的各种结果存在动态转换的可能，即分支型交叉学科在多层次合作协调的驱动下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型交叉学科；独立型交叉学科自身也可以与其他学科再进行交叉成为开放型学科群或协调型学科群；形成交叉学科并非学科交叉的唯一目的，无论是合作型研究还是各类学科群模式，学科交叉都可以以多种形态共存。（5）经由学科交叉形成交叉学科需要学科与学科之间在纵向层次属性上具有较高的合作协调性即较多层次的合作协调，我国基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倡导设置的交叉学科还需要在横向边界属性上的传统型学科与开放型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才更为合理。

基于上述结论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家基于宏观战略需要设置交叉学科还是各高校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寻求新增长点而抢占交叉学科资源与高地，学科交叉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交叉学科设置需要遵循这一内在逻辑和生成规律，不应违背规律、盲目跟风。相信随着《管理办法》这一规范有序、相互衔接的交叉学科发展制度体系的有效引导，作为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重要源泉的学科交叉必将成为驱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引擎。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如前文所述，由西方学者率先提出的“超学科性”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探讨并日渐成为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埃里克·詹奇的“超学科大学的系统视角”还是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基于相互同化的交叉学科关系认识论的高级阶段”，也无论是约瑟夫·科克尔曼斯（Jozef Kockelmans）的“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反思”，还是朱丽·汤普森·克莱恩的“超学科的时刻”，实现经验、实用、规范与目的等四个层次交叉融合的学科交叉已经不再以单纯的学科交叉融合或形成交叉学科为目的，而是跳出了“学科”这一相对狭窄的视域，走向知识生产模式再造与重塑的教育创新系统的建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知识生产模式的再造与重塑而建构的教育创新系统的最终形成，离不开“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这一新引擎的核心驱动。可以预见，随着我国交叉学科门类和更多一级交叉学科的设置，超越学科的“超学科性”终将成为下一个现实，继续驱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向前迈进。

文章来源：鲁瑞丽, 李爱彬.学科交叉何以可能——基于“学科间性”的学科交叉内在逻辑[J].大学与学科,2023(1):10-25.